⿻投票
原文：VOTING
| 作者：E. Glen Weyl, Audrey Tang and ⿻ Community | 譯者：唐鳳 Audrey Tang, 周宜蔓 Gisele Chou
史上最暢銷的策略遊戲《文明帝國VI》裡，玩家管理某個文明，從第一批定居點的誕生直到近未來，從文化統治、軍事征伐、外交支持、科學成就、宗教影響方面與其他文明競爭，有時也與其他文明合作。遊戲中廣受歡迎的、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擴展包「風雲際會」中，影響整個世界的外交決策是在「世界議會」上決定的。不同文明通過聯盟、基礎設施等積累「外交支持」。然後，他們可以花費這些影響力，來影響全球政策，如化石燃料監管、核武器控制或移民規則。
在投票時，各國可以從一系列選項中做出選擇，例如哪個文明將成為全球密切關注的目標。每個文明都可以免費獲得一枚投票權，但額外的投票權則需要額外的外交支持，且比例會越來越高。第一張額外的選票，需要 20 點外交支持，第二張需要 30 點，以此類推。在一次議會中，通常會就不同的問題進行多次投票，外交支持可以在各屆議會中保存，並用於其他目的，例如提出特定議案等。因此，每個文明都必須衡量每個問題對自己的重要程度，並利用外交支持「購買」選票，直到他們所關心的問題與在該問題上擁有更大影響力的成本增加相匹配，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的成本，也與節省外交支持的價值相匹配。
這個遊戲機制是作者之一發明的「平方投票」(Quadratic voting)體制外度的變形，現在也被廣泛應用於遊戲之外，我們將在下文中探討。由於上述邏輯，它不僅匯集了個人偏好的方向，更匯總了它們的強度，因此，在個人行動獨立的情況下，它不僅能導向基於「最多數人」的決策，還能導向基於「最多數人最大利益」的決策。
本書此處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協作技術和民主，比我們常見的相關機構範圍，要廣泛得多。然而當我們想到「民主」時，最容易想到的正式制度，仍然是投票和選舉制度。投票不僅廣泛應用於民主，也廣泛應用於治理制度：公司治理、公寓管理、讀書會、遊戲等。它替眾人提供了一種方式，以相對較快的速度和相對較低的成本，就分歧點做出明確決定。雖然它所允許的交流，遠不如本書描述的技術，且薄弱得多，但它通常是更加廣泛包容的過程，它所帶來的「共同意願」的裁決，通常被認為比市場的結果更有正當性（至少在通常有限的被授權者中）。在本章中，我們將探討在現今最常應用的環境中，投票的運作機制和失效方式，並探討平方投票法等創新技術如何替「公眾意願」提供解析度更高的資訊，並探討研究人員如何重新設想「大型群體如何共同選擇未來」的方式。
今日的投票
在最常見的投票形式中，某個社群的每個成員，都從幾個可能的選項中選擇一個，得票最多的選項被選中。有人將這種做法追溯到在某些暴力衝突（如古希臘的方陣作戰）中，人數較多的群體能夠取得勝利。儘管這種「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相當簡單，但它並不怎麼契合「多元宇宙」的精神，原因有以下幾點：
它往往會傾向於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態勢（政治學家稱作為「杜瓦傑法則」），即人們被迫投票給兩個主要選項方案中的某個，即使他們不喜歡這兩個方案，並且 某些支持度落後的備選方案，其實可能取得更廣泛的同意。
在許多情景下，「一人一票」的平等計票方式，並不具有普遍的正當性。投票中的不同參與者，可能對某個問題有著不同程度的正當利益（比如：代表不同的人群、在某社群待的時間較長等）。
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它也只代表了多數人選擇的方向，並非「群體意願」的總體感受，其中包括不同問題對人們的重要性，以及人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程度。這通常被稱為「多數暴力」。
一系列普遍使用的投票程序，旨在以有限的方式應對這些挑戰，例如：
「排序選擇」（ranked choice）和「同意投票」（approval voting）：最近流行的兩個系統，旨在解決部分問題。在排序選擇系統中，參與者對若干備選方案進行排序，而決策在某種程度上，則取決於這份完整的列表。最簡單的例子是「兩輪決選制」系統，在這種系統中，候選人的範圍逐漸縮小，每個人對剩餘候選人的最高選擇將成為他們的新選票。在「同意投票」制度中，選民可以選擇他們「認同」的任意多個選項，然後選出最認可的選項。雖然這些方法一般都能緩解迪韋爾的問題，但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在他著名的 「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 中證明，沒有哪個系統能通過如此簡單的輸入，就能「合理地」代表共同意願。
「加權投票」（weighted-voting）：在選民平等性明顯不合適的情境下，可以使用加權投票方案。常見的例子有公司治理中的「一股一票」、聯邦和聯盟機構（如歐盟或聯合國）中基於人口規模的投票，以及在認為必須尊重權力差異的情況下，基於權力衡量標準（如GDP）進行投票。然而，這些權重往往會引發重大爭議，並導致自身的悖論，例如「51% 攻擊」，即有人可以購買某家公司 51% 的股份並掠奪其資產，剝奪其餘的 49% 股份。
聯邦代表制、比例代表制、聯合代表制（federal, proportional and consociational representation）：儘管如上文所述，投票制度通常在形式上是「一元化」的，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子，試圖解決這種制度可能造成的多數暴力問題。在聯邦制、協和制和機能制中，諸如地域、宗教、種裔或職業群體等次單位的地位，超越了單純的人口數量，通常運用某種特殊的、人口數量不成比例的待遇，以避免受到較大群體的壓迫。雖然這些制度系統以各種方式融入了「多元化」精神，但它們的設計通常是無計劃與僵化的，以潛在壓迫的歷史界限為基礎，而這些界限可能不再與當今的社會問題相吻合，也可能因正式承認這些界限而鞏固現有的分歧；因此，它們越來越不受歡迎。較靈活的是「比例代表制」，在這種制度下，某個機構的代表按照得票比例選出，這有助於實現更大的平衡，但往往至少有一部分是將多數派的緊張關係「推卸」到代表機構的聯盟組成方式上。
因此，儘管投票是一種典型的民主技術，但它也充滿了悖論、僵化和廣為認定的未解決問題。新一代的方法，試圖在可能的基礎上，做出更顯著的改進。
明日的投票
儘管上述問題看似五花八門，不過可歸根結底為兩個問題：如何適當表示利益的程度和權重、以及如何使代表性可以靈活且適應變化。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一旦考慮到偏好的強度和權重，阿羅定理的問題就會消失，而加權投票顯然可以解決這些問題。[1]次群體的代表性具有挑戰，因為出於強烈的多元性理由而進行代表是有必要的，但實現此一目標的許多方法，似乎並不那麼充分，或可說是過於僵化、條條框框。這些問題的核心，關聯到選票的極簡特性：選票，在表達選民的想法和偏好上，所能傳達的資訊量非常有限。
最近的兩項發展，正是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而提供了讓人期待的方式，儘管還不那麼完整。我們在此章開頭重點介紹了第一種方法：「平方投票」和其他相關的加權投票方法（投票權重方法）。平方投票起源於統計學家（可惜的是，也是優生學家）萊昂內爾·潘洛斯（Lionel Penrose），他是當代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羅傑·潘洛斯（Roger Penrose）的父親。他指出，在替選票進行加權時，給在決策中擁有兩倍合法利益的一方兩倍的選票，似乎是自然合理的，但這會產生誤導。原因在於，這通常會賦予他們兩倍以上的權力。未協調的選民平均會相互抵消，因此 10,000 名完全獨立的選民的總影響力，遠遠小於擁有 10,000 張選票的一個人的影響力。
無獨有偶的，利克曾對一個物理類比進行過深入研究，這個類比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其中的原因。[2]試想，在一個嘈雜的房間裡，人們正試圖進行交談。通常情況下，噪音的總分貝，遠大於對話夥伴的聲音強度。然而，我們往往還是可以聽見他們在說什麼，這部分是源自於人類的專注能力。但另一個因素是，背景「噪音」的確切原因為，每一個噪音的來源，都遠遠弱於人們正在關注的（較近的）聲音。由於噪音的各個來源基本上都是無關的，因此平均而言，它們往往傾向於相互抵銷，從而使較為明確的聲音展示出來。視覺信號的處理也有相似之處：一系列的塗鴉，沒入在灰色或棕色的背景中，足以讓某個稍微強化些的資訊，在其中脫穎而出。
當背景信號完全不相關且數量眾多時，有個簡單的數學方法可以說明這一點：一系列不相關信號的增長，是其數量的平方根，而相關信號的增長與其強度成線性比例。因此，10,000 張互不相關的選票，與 100 張彼此相關選票的權重，是一樣大的。這就意味著，要想讓持有股份的人按比例獲得更大的權力，其投票權重應按其股份的平方根增長，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遞減比例」原則。這反過來又為解決上述幾個難題提供了一個方向，即在加權投票和簡單投票的直覺之間，做出幾何（乘法）折衷，並允許在不同議題和選票之間表達偏好強度，但要取投票人在任何議題上所佔「權重」的平方根。前一種想法是彭羅斯的「平方根投票」規則，大約用於歐盟各成員國的若干治理要素中。後者正是我們在上文討論過的「平方投票」規則，另一個例子是科羅拉多州議會在確定預算支出優先次序時，多次使用的「平方投票」規則。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當投票人內部完全統一、外部完全不相關或未協調時，這樣簡潔扼要的規則才是最佳的。多元性的思考，告誡我們不要採用這種簡化的模式、鼓勵我們觀察個體間與組織間的社交聯繫。當然，要在投票系統中考慮到這些聯繫，就需要能夠記錄且考慮到這些聯繫的身分系統。
另一種方法是「流動式民主」（liquid democracy），這樣兼容並蓄的方法，近幾年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它拓展了比例代表制的理念，讓任何選民可將自己的投票權委託給其他人，其他人可以再委託，從而實現了自下而上的新興代表制模式。這樣的系統越來越常見，特別在於企業和其他營利性組織（比如：DAO）的治理中，也出現在少數政治脈絡中，例如冰島。然而，不幸的是，這些系統有令人感到遺憾的傾向，即權力往往過度集中，因為授權往往流向少數人手中，這樣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們最初的熱情。
未來的投票
「平方投票法」和「流動式民主」激進和潛在的變革潛力揭示了，未來的投票系統可能比我們習慣的投票系統要更加豐富得多。可能性的範圍幾乎是無窮無盡的，但一些有前途的可能性，有助於說明它們的廣度：
「相關性折扣」（correlation discouting）和「特徵投票」（eigenvoting）：平方投票法，將遞減比例性應用在個人層級；平方根規則，則將其應用在投票權重、社會群體（如國家）上。很自然的，這個概念可以延伸到個體內外更廣泛的相關性或協調性來源，正如同通用統計模型中所呈現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理想的規則可能會涉及基於社會聯繫程度的「相關性折扣」，由此可能會需要識別推動協調性、相關性的潛在「主要」社會因素，這在統計建模中很常見。這些稱為「特徵值」的潛在獨立因素，可以被視為「真正的」獨立投票者，可以對其採用遞減比例，這一過程與 PageRank 演算法並無二致。這可以創造出一種動態的、適應性的、最佳化的聯合主義，並避免其僵化性和對現有分歧的固化。
「適應式代表制」（adaptive representation）：具備類似適應性的另一種方式，是單一選區或聯邦制，但並非（完全）基於地理邊界，而是基於當前的社會分歧，例如地理類型（城市與鄉村）、種族或教育。顯然，這兩種方案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某種多元身分系統，以便將這些特徵納入投票過程的輸入值。
「預測式投票」（predictive voting）：羅賓·漢森（Robin Hanson）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將預測市場（人們對未來結果下注）與投票相互結合。雖然他提出的「Futarchy」倡議，側重於將這兩個要素更明確地分開，但在本書寫作過程的治理中，我們採用了混合方式，參與者可以同時投票和預測決策結果，並在決策正確時獲得獎勵。當存在大量提案或選項時，這樣的系統可能會特別有用：預測可以幫助人們聚焦在值得關注的提案，然後通過投票來做出決定。
「平方流動式民主」（Quadratic liquid democracy）：如上所述，要避免流動式民主可能導致的權力集中，有個自然的方法是使用遞減比例。激進變革組織（RadicalxChange）是致力於推進多元宇宙的非營利組織，它在內部決策中實施了這套相關系統。
「輔助式即時投票」（Assisted real-time voting）：另一個經常被討論的想法是，如果數位助理能夠學會模擬投票者的觀點和偏好，代表他們投票，並接受投票者的審查、審計，那麼投票就可以變得更加頻繁和細緻。
也許現在最令人興奮的可能性，就是這些可能的組合：運用無窮多樣的無盡組合，支持無限的多樣性得以組成。
投票的局限
即使是這些高度靈活、適應性高、可達成妥協的方式，也會有個自然而然的擔憂，那就是妥協本身，可能會將多樣性（嬰兒），與衝突（洗澡水）一起倒掉。然而，像特徵投票或精密的流動式民主制度，它們最有趣的特性之一，就是可能有助於形成新型的聯盟和代表。如果說一人一票的規則是為了避免衝突、讓支持率更高的一方以非暴力的方式奪取權力，那麼這些制度，則有助於傳播一種更精緻的衝突理論。現有的社會分化不斷強化衝突，各群體往往居於穩定多數，或是穩定少數。而新興的制度，透過「相關性折扣」來降低既有關連群體的支持度，可以避免強化現有衝突，並且創造出跨越現有界限的新分歧。因此產生的多樣性，可望與妥協消滅的多樣性取得平衡，但其方向是避免鞏固長期存在的分歧。
然而，儘管投票具有這些優勢，不過，即使是最豐富的投票形式，也僅是在表達和決定對其他社會進程已經提出的決策的偏好。上述方法的某些組合，可望徹底改變我們對投票的理解，就像電腦徹底改變了珠算一樣。然而，如果讓這種潛力蒙蔽了我們，讓我們誤信它們可以取代前幾章所描述的、更豐富的交流和協作設計的需要，那將從根本上損害人性的豐富性。只有在我們勾勒出的創意協作、審議、想像和行政制度的背景下，集體決策才有意義。
在可見的未來，投票系統不太可能超越各國目前的邊界。支持上述部分內容的多元身份系統的要求顯示了，雖然在可以想像新興跨國組合中的投票，但投票系統不可能在短期內真正達到全球的正當性。要想真正地實現全球範圍的多樣性，我們就必須轉向重新構想最薄弱的、所有合作的基礎：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