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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技術與民主

原文: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AND DEMOCRACY

| 作者:E. Glen Weyl, Audrey Tang and ⿻ Community | 譯者:唐鳳 Audrey Tang, 周宜蔓 Gisele Chou


這本書的創作目的,是在行動中演示與描繪⿻:實際行動,而不只是描述。因此,本書的編寫使用了我們在本章節中介紹的許多工具。文稿使用 Git 協定儲存和更新,也就是開源工程師用來管理軟體版本的協定。稿件在「公眾領域貢獻宣告」(Creative Commons 0)授權下自由共享,這意味著創建該文本的社群,對其中的任何內容都不保留任何權利,並且可以自由、重複使用。在撰寫本書時,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十位跨領域專家做出了貢獻,我們希望在出版前能有更多的貢獻者參與其中,體現我們在本章中描述的做法。

社群通過使用我們在下方的《5-6 ⿻投票》一章中描述的先進投票程序,和預測市場的混合方式,集體批准對文本的更改。貢獻者通過社群貨幣和群體身份代幣獲得認可,而社群貨幣和群體身分代幣,又可被用於投票和確定本書未決問題的優先次序。這些優先事項反過來亦決定了那些針對這些挑戰做出貢獻的人所獲得的量化認可。有爭議的問題通過我們在下文《5-6 擴增審議》和《5-6 ⿻投票》章節中討論的各種工具得以解決。本書由社群翻譯,並使用了我們在《5-5 適應式行政》一章中討論的許多跨語言和次文化工具。

為了支持書籍在出版過程中的財務需求,我們套用了《5-7 社會市場》一章中介紹的幾種工具,包括部分共有制(PCO)和多元募資(plural funding)。我們也希望憑《5-6 沈浸式共享實境共享》這章中的技術,與世界各地的受眾溝通、探索書中的觀點。

由於上述原因,當你閱讀本書時,就是在學習這些想法、評估它們的價值,體驗它們是什麼、當它們被付諸實踐後,又能帶來什麼。如果你受到這些內容的啟發,尤其是有所批判之處,歡迎提交 git pull request,對這份持續更新、由社群管理的文件,以及其所有翻譯版本作出貢獻。也歡迎你和與眾多貢獻者聯繫,成為社群的一分子。我們希望盡可能的讓對這項工作的批評,可從開源運動的口號「那就修正它吧!」受到啟發。

雖然「人權作業系統」是基礎,但對於多數人而言,重點是建立在系統上的內容。在人權的基石上,自由民主社會運行著開放的社會、民主制度與福利資本主義。在作業系統之上,客戶運行著生產力工具、遊戲和一系列基於網際網路的通訊媒介。在本章中,我們將說明能夠建立在上一節所述「多元社交協定」基礎上的協作技術。

儘管我們將本書這部分命名為「民主」,但我們計畫要描繪的,遠遠超出僅將民主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許多傳統描述。相反地,要在基本社會協定的基礎上構建多元宇宙,我們必須探索各式應用面貌,促進協作與合作的全方位路徑,也就是許多實體(人或團體)為實現共同目標而攜手合作。然而,即使是這種說法,也忽略了某些我們所關注的重要關鍵,那就是:共同努力所產生的力量,要大於各部分合作所產生的結果的總和。

數學上,這個概念稱為「超模」(supermodularity),匯括了亞里斯多德的經典思想,即「整體大於各部分之和」。鑑於我們對多樣性的強調,所謂的「大於」根據特定情境的脈絡而定,是由聚集在一起的個體和社群的規範與價值觀所定義。此外,我們關注的焦點不只於人或群體本身,而在於貫穿且區隔他們的結構,也就是社會差異。因此,我們在本書此章節要描述的,最確切來說,就是技術如何跨越社會差異、賦能超模,或者更口語的詮釋:「跨越多樣性的協作」。

本書的這一章,也替接下來各章內容制定了框架。我們將強調,為什麼跨越多樣性的協作,是如此基本而又雄心勃勃的目標。然後,我們將根據不同的深度和廣度,定義一系列不同的領域。然後,我們重點說明一種設計框架,該框架可在過早優化和混亂實驗的危險間,遊刃有餘的導航。然而,在運用多樣協作的潛力時,也可能讓未來協作的多樣程度蒙受損失。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將討論再生多樣性的必要。在本章的最後,我們將介紹本部分後續各章的結構。

跨越多樣性的協作:許諾與挑戰

我們為何如此重視多樣協作?答案自然也不只一種。《星艦奇航記》的創作者金·羅登貝瑞(Gene Roddenberry)對瓦肯哲學「無窮多樣的無盡組合」的解釋觸動了我們心靈,這也是該影集一貫的主題:與「外星」物種的衝突接觸,最終帶來了相互成長:

......相信美、成長、進步——都源於異質間的相互結合。和諧與不和諧一樣,都至少需要兩個不同的音符。人類的手足之情是一種理想,其基礎是學會欣喜於我們的本質區別,以及學會承認我們的相似之處。圓形和三角形結合產生了中心的寶石,正如文字和音樂的結合產生了歌曲,或婚姻的結合產生了孩子。生命的兩個最基本要素,或許就是生存和繁衍。跨越多樣性的協作,是這兩個要素的核心:為了生存,我們必須避免因差異而產生致命衝突;為了繁衍後代,異類必須走到一起,尤其如果要避免近親繁殖的話。

除了這些基本要素之外,幾乎所有藝術、哲學和科學的偉大成就,都源於或甚至是由這些不同的東西組成的、令人驚訝的綜合體。世界各地和歷史上的宗教,都讚頌那些跨越差異,實現和平與合作的人。然而,對於更注重實際和定量的人來說,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或許是經濟學家奧戴德·蓋勒(Oded Galor)在《人類之旅》(Journey of Humanity)一書中所普及的發現。在與 Quamrul Ashraf 合作,繪製長期比較經濟發展圖的基礎上,他認為,經濟增長最強勁、最根本的驅動力,或許正是社會以富有成效的合作方式,利用社會多樣性潛力的能力。

出於測量的需求,蓋勒主要關注人類種群的遺傳多樣性。如今,「多樣性」這個詞,在許多情況下,都被用來描述在美國等具主導地位的社會中,歷史上存在壓迫行為的各個層面。然而,多樣性有各種形式,包括:

  • 宗教和宗教性:各種不同的宗教實踐,包括世俗主義、不可知論和各種形式的無神論,構成了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形而上學、認識論和倫理觀念的核心。

  • 司法管轄權:人們是一系列司法管轄區的公民,包括國家、省份、城市等。

  • 地理類型:人們生活在不同類型的地理區域,農村或城市、國際化或傳統化的城市、不同的氣侯模式、地理特徵的接近程度等。

  • 職業:大多數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通過職業、技藝或行業,來定義他們身份的重要元素。

  • 組織:人們參與各式各樣的組織,包括了他們的僱主、公民協會、專業團體、運動俱樂部、線上興趣小組等。

  • 民族-語言學:人們說著不同的語言,語言構成了他們的認同,或被他人認同,作為與這些語言群體及其歷史相關的「民族」群體。

  • 種族、種姓和部落:許多社會都有文化分群的特色,來自真實的、或被認為的遺傳與家族起源。這些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集體的自我和社會認知,尤其考慮到基於這些特點所帶來的嚴峻衝突與壓迫的遺留問題。

  • 意識形態:無論暗示或明示,人們都採取一系列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的組織模式往往大異其趣(例如某些情況下「左派」、「右派」是關鍵維度,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宗教」或「國族血統」的劃分可能更重要)。

  • 教育:人們受教的類型和程度各不相同。

  • 認識論、學門:各個學門的思維結構都不相同。舉例來說,人文學者和物理科學家,通常以不同的方式學習知識。

  • 性別與性傾向:人們在與生殖功能相關的生理特徵、與這些特徵相關的社交認知和自我認知有所不同,以及與這些特徵相關的親密關係模式方面也是。

  • 能力:人與人之間在天賦和後天發展、智力和挑戰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

  • 世代:人們的年齡和生活經歷不同。

  • 物種:幾乎所有上述的內容,都假定我們談論的僅是人類,但我們將要討論的某些技術,可能促進人類與其他生命形式、甚至無生物的自然界間交流與協作。自然界在其內部,以及與人類生命相比,當然都是豐富多樣的。

此外,正如我們在上文中多次強調的那般,人類的身分特性,正是由這些多樣化形式的組合和交集所決定的,而不僅僅是它們的積累,就像 DNA 四個鹼基對的組建,孕育了生命多樣性的曲線。

讓我們回到多樣協作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兩個基本原因。首先,在防禦、保護方面,多樣性是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特徵。如果無法跨越多樣性協助,往往會轉化為暴力和破壞性衝突。再者,從積極、生產的角度來看,美、成長和進步,主要都源自於多樣協作。

不過,如果要說歷史帶給了我們哪些啟示的話,那就是,儘管多樣協作潛力無窮,但也充滿挑戰。社會差異通常會造成目標、信念、價值觀、團結一致或相互依附、文化或典範方面的分歧。

僅只在信念和目標上的簡單差異是最容易克服的:通過共享資訊、尊重彼此的不同意見,在信念上的一些差異都可以彌合;只要對客觀情況有共同的理解,對目標的妥協相對直接。而價值觀則更具挑戰性,因為其涉及到雙方都不願妥協和容忍的事物。

但往往最難彌合的差異,通常是橋接那些與認同(團結或依附)和意義建構(文化)系統相關的差異。團結和依附,關係到一個人感到他與結盟的或共享命運和利益的其他人,一個人根據此來定義自己是誰和群體的面貌。文化是構建意義的系統,讓我們能夠賦予任一符號重要性,賦予其存在。語言是最簡單的例子,但各種類型的行動和行為都會因文化脈絡的不同,帶有不同的意義。

團結和文化之所以如此具有挑戰性,是因為它們阻礙的並不是關於資訊或目標的具象協議,而是溝通、相互理解以及將他人視為能夠且值得進行這樣交流的夥伴的能力。雖然它們在抽象意義上,與信念和價值觀相關,然而在實際上,團結和文化在人類發展過程中,先於信念和價值觀:在我們有意識地持有任何觀點或追求任何目標的前面,我們先一步意識到我們的家庭和那些將會保護我們的人,並學會了溝通。作為如此基礎性的存在,它們是最難被安全調整或改動的,通常需要共享生命形塑的經歷,或藉由強烈的親密關係來重塑。

要克服差異,除了本身的難度之外,還蘊含著一個重要的風險。為了協作而橋接差異,往往會侵蝕這些差異,在運用的同時也削弱了它們未來的潛力。雖然這對於防範衝突的對抗來說或許是可取的,但對於未來多樣性的生產力來看,則是重要的成本。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全球化既帶來了貿易收益,如飲食的多樣化,同時也可能使文化同質化,從而可能減少未來關係到此種收益的機會。因此「多元宇宙」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不僅要促進多樣協作,亦需要多樣增生,確保在如此的過程中,通過創造新的社交異質,來強化多樣性。這也與能源系統類似;能源系統必須確保不僅收穫能源,而且要再生能源,以實現永續增長。

深度-廣度光譜

由於「協作」與「多樣性」之間存在的張力,在深度和廣度軸線上,自然會出現一系列進行不同取捨的方法。有些方法旨在實現深入、豐富的協作,但代價是將這樣的協作限制在小型、同質的社群裡。我們可以用一組固定參與者的超模程度,來概括協作的「深度」:根據參與者的標準,他們的集體創造成果,比起分別所能創造的程度超出了多少。愛情或其他深層連接的關係,是最深層次的關係之一,因為它們能夠帶來生命、意義和繁衍的根本性轉化,而這些轉化是參與其中的人永遠無法獨自理解的。另一方面,以市場爲基礎的資本主義充斥着膚淺的、交易性的、往往是匿名的交易,這些交易帶來了微薄的收益,卻遠不及親密關係所帶來的深度聯繫。

要量化這些互動模式之間的差異,一個粗略的思考方法是用資訊科學的「頻寬」概念。資本主義傾向於將一切簡化爲單維度的數值(純量):金錢。另一方面,親密關係通常不僅讓所有感官都沉浸其中,而且還會觸及「本體感覺」,即對自己身體和存在的內部感覺,神經科學家認爲這種感覺佔所有感覺輸入的絕大部分。中間模式介於兩者之間,激發結構化的符號形式,或有限的感官集合。

然而,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被普遍的親密關係所取代,一個自然的權衡因素是,要在龐大而多樣化的群體中建立高頻寬的交流,很富有挑戰性,但薄而淺的協作更容易擴大規模。規模和數量固然重要,但廣度最好從社會和文化空間距離的角度來理解:「廣度」旨在跨越經常阻礙聯繫與協力的界限,來實現高度包容性。

協作廣度和深度之間的取捨,表現為「生產可能性曲線」邊界上的各個點,而⿻的目標,就是將這些點向外推。

我們可以看到,深度和廣度之間存在完整的光譜,代表了兩者之間的權衡。經濟學家經常通過「生產可能性曲線」(PPF)來說明技術,來揭示出在兩種可取事物處於緊張狀況下時,各種可能的選項。在圖中,我們將這一系列的合作方式,繪製成這樣一個 PPF,並將我們在下文中研究的不同具體模式歸爲幾大類:交流豐富但範圍狹窄的「社群」、二者均處於中間狀態的「國家」以及合作模式單薄但範圍廣泛的「商品」。⿻的目標是將這個邊界的每一點都向外推進,正如我們在這七個點中所說明的那樣,每一點都成爲技術上增強的延伸[1]

這種取捨,在政治科學中很常見的例子是:在民主政體中,關於審議與投票的價值辯論。傳統上,人們認為只有在小團體中,可進行高品質的商討,因此需要選擇某個小團體來代表更大的受眾,比如代議民主式選舉,或抽籤式民主(隨機選擇參與者)。人們相信這樣做可以帶來更豐富的合作、更全面地浮出參與者的觀點,從而做出更好的最終集體選擇。另一方面,投票可以涉及更大更多樣化的人群,成本也低得多,但代價是每位參與者以(通常是)同意預先確定的選項清單中的某個選項的形式,提供來自他們觀點的單薄信號。

儘管「審議」民主和「選舉」民主的支持者爭論不止,重要的是要注意,它們只是光譜上的兩個節點,甚至遠遠不能代表光譜的兩端。儘管面對面的討論可以提供豐富的內容,但它們在分享、聯繫、建立共識和身分認同方面的深度,遠不及建立宣誓效忠的團隊(如軍隊),或是長期的親近關係所做的。而即使投票制度可以讓數億人對某項決策擁有發言權,但說到跨越社會界限,它的廣度則遠遠趕不上冰冷的、全球化的市場日常運作。

每種形式都需要權衡利弊,我們在歷史上駕馭這些形式的方式多彩多姿。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方式也在不斷改進(例如視訊會議的出現)。連同未來駕馭這些的多樣性,都應該是希望的來源,我們可望以更廣泛的方式,跨越過往的社會差異限制,開展出更豐富的協作。

目標、預設用途與多極化

然而,如果想要「改善」這種取捨,我們至少要明確指出怎樣才算是改進。是什麼讓協作有意義、有價值?究竟什麼構成了社會差異和多樣性?我們如何衡量二者?

特別在經濟學和傾向於量化的領域,一種標準的觀點,是堅持我們應該指向全球化的「目標」或「社會福利」功能,來衡量進步的程度。當然,困難在於,面對社交生活的無限可能性,任何試圖明確化某個標準的嘗試,都註定會在未知和、或不可知的邊界上墜落。我們越是雄心勃勃地運用某種標準來追求多元宇宙,它可能越發不牢固,因為當我們越是深入地、跨越更大的差異與他人建立聯繫,我們就越有可能意識到我們最初的美好願景的缺陷。堅持在瞭解世界的形態之前,就設定某個基準,會導致為時過早的優化,這正是所謂萬惡的根源。

最糟糕的惡行之一,就是過度簡化世界的豐富與多樣性。此處的原型案例,正是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中關於市場最優化的結論,它們依賴於極簡化的假定,且經常用來遏阻發現社會管理系統的努力,包括處理報酬遞增、社會性、不完整資訊、有限理性等課題的嘗試。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會發現,我們對如何建立、甚至對敏於這些特徵的社會系統,並不那麼了解,更不用說要如何建構趨近於最優的系統了。這也表明,為什麼在尋求多元宇宙的過程中,「優化」的欲望、追逐某種簡單的善的概念,往往會誘使我們偏離多元宇宙的願景。我們可能會受到誘惑,去最大限度地追求那些描述起來簡單、容易實現的東西,而不是我們真正追求的東西。

優化,特別在於追求「社會福利功能」上,也隱含了陷阱:即「扮演上帝」。為了實現將社會福利最佳化,需要「絕對客觀」的觀點,想像自己能在無人能及的廣泛層次上,影響著各種條件。然而,我們都是從具體的人和社群出發、為具體的人和社群而行動,其目標和可能性受限於我們是誰和我們所處的位置,在一個由其他力量組成的網絡中,希望這些力量共同形成某種能夠避免毀滅的模式。那些只適用於某些抽象且普世觀點的工具,不僅僅是越權而已:它們對於能夠實際採用它們的人來說,可謂毫無吸引力。

與此同時,還有一種相反的極端危險。若我們只是追求模仿生活特徵的設計,從而將注意力投注在不具有目的或意義之處,我們就很容易被人利用,為人類最陰暗的動機服務。尼爾·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的反烏托邦小說和《黑鏡》(Black Mirror)系列提醒我們,與人類價值觀脫鉤的技術進步,如何成為破壞社會紐帶的陷阱,讓渴望權力的人掠奪、控制和奴役我們。

我們不需要靠假設的情境,就可以察覺在沒有廣泛指引的使命下,追求強大技術的危險。「Web2」時代的主流線上平台,如 Google、Facebook 和 Amazon,正是出於將現實世界社會性的關鍵特性(即集體決定的新興權威、社交網絡和商業)引入數位世界的意識,而成長起來的。雖然這些服務為全球數十億人促進了便利,但我們在前文裡也評述了它們的許多缺點,以及這些在沒有更廣泛的公共目的指引下,為這個世界帶來的危險。我們構建的工具,必須為真實的、多樣群體的需求而服務,在滿足他們需要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其所處更寬廣的社會脈絡,以及我們可能在滿足這些感知需求時,會加劇地衝突。

幸運的是,中道、務實、多元的路徑是可能的。我們不用狹隘地只透過上帝視角、亦毋須僅從地面的角度看問題。相反,我們可以構建各種工具,來實現從親近的家人、朋友到國家等一系列社會群體的目標,同時始終如一地關注各視角的局限性。我們也必須與其他平行的發展方向相互聯繫、從中學習。我們可通過關注社會福利來改革市場功能,而這樣做的基礎是在我們的模型中,加入那些追求更細化視角的人們所揭示的社交豐富性的關鍵特徵,並期望我們的解決方案,至少可部分建立在他們還未能解釋的特質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建構出更豐富的方式,讓人們對他者深層次的經驗感同身受。但與此同時,假若這些工具不與審議、監管和結構良好的市場相互合作,那麼,它們很可能會被濫用。

我們總是可以預見,無論我們建立何種聯繫、解決什麼衝突,都只是跨越多樣性的協作過程中的某個階段。向前邁出成功的每一步,都會帶給我們感知的這個世界更具挑戰的多樣性形式,來重塑我們對自我和願景的理解,也要求我們更加努力地彌合裂縫。即使這個願望沒有「目標函數最大化」、「追求技術進步與社交豐富性」的單純滿足感,但這正是為何值得追尋這條艱難道路的原因。引用《星艦奇航記》的另一句話:「穿越挑戰,以達星辰」(ad astra per aspera),或者用諾貝爾獎獲得者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的話說:「信任那些正在尋找真理的人;懷疑那些已經找到真理的人。」

再生多樣性

然而如上所述,即使我們避開了陷阱,並且成功橋接、運用了多樣性,我們也冒著在過程中耗損了多樣性所提供動能的風險。這種情況無論在光譜內的任何一隅、哪種技術的精密程度,都有可能出現。組成家庭的親近關係,可能會使參與者同質化,破壞了點燃愛情的互補火花。建立政治共識,可能會削弱政黨政治的活性與創造力。翻譯和語言學習,也會減低對其他語言和文化精妙之處的興趣。

然而,「橋接」行動即使會重新組合現存的文化,進而減少這些鴻溝的平均寬度,卻並不一定會帶來同質化的後果。原因在於,橋接本身就扮演了積極且成效的生產角色,而不只是防禦的作用。誠然,科學領域的跨學科橋接,可能會加寬了某個領域的內部標準,從而削弱其獨特的視角。但是,它也可能促成新的、同樣獨特的領域出現。例如,心理學與經濟學的交會,創造了一門新的「行為經濟學」領域;電腦科學與統計學的交會,也幫助推動了「資料科學」和人工智慧。

相似的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橋接政治分歧,可能導致過度同質化,但也可能增生新的政治分群。家庭一般來說會有子女,子女與父母意見不同、帶來新的視角。大多數藝術和烹飪的新奇之處,都源於對現有風格的「拼湊」或「融合」。 [2]「正題」與「反題」相遇後的「合題」,並不總是妥協,取而代之的也可能是辯證的嶄新觀點。

以上這些,都不是理所當然的。當然,也有許多交叉點侵蝕了多樣性的案例。但是,這一系列的可能性,帶給了人們希望,只要我們仔細關注這項議題,就可能在多種情形下設計出獲取更新多樣性動力的協作方式。

無窮多樣的無盡組合

在本書的這一章,我們將探討一系列(但遠非全部)跨越差異的協作方式,以及如何在這些方式的基礎上,持續推進多元宇宙。每一章的開頭都會像本章一樣,介紹目前正在使用的、接近最尖端的技術;然後介紹該領域常見的、新興的方式。接下來,將強調正在研究未來發展的前景,以及這些工具可能對多元宇宙帶來的風險(例如:同質化)和因應風險的方法,包括利用其他章節中介紹的工具。我們希望,我們所強調的各種方式,不僅能顯示出多元宇宙的重要特質,還能體現多元方法與其本質的一致性。只有多元互補和網絡化的方向,才能支持多元未來的發展。


  1. 將交換模式分爲社群、國家和商品的方式,是受到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世界史的結構》所啓發。柄谷提出了名爲「X」的新交換模式,旨在通過流動的全球網絡,來構建深層次的互惠協作方式,超越以往模式的局限。 ↩︎

  2. 在此引用李維·史特勞斯(Levi-Strau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