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

原文：MEDIA

| 作者：E. Glen Weyl, Audrey Tang and ⿻ Community | 譯者：唐鳳 Audrey Tang, 周宜蔓 Gisele Chou

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經驗，只能讓我們瞭解全球事務的一小部分。除此以外，我們自認為瞭解的一切，除了人際關係、學校教育之外，通常是透過「媒體」，尤其是新聞（廣播、電視、報紙）和社交媒體、電子郵件和群聊等直接的小型或大型群體交流來實現的。數位技術的重要承諾之一，就是改變媒體。我們在探討此可能性的同時，也要敏銳地意識到數位技術和社交媒體對媒體造成的危險和損害。我們將探討「多元宇宙」如何幫助、糾正其中的許多危害，並幫助實現利克、泰勒等先驅所看到的數位媒體的潛力。

我們將特別強調，即將到來的多元宇宙浪潮，如何幫助人們跨越社會距離，甚至比攝影和電視更顯著地增強同理心；它將如何使可以有意義地協助大眾參與新聞製作過程，將人數增加十倍以上；它將如何幫助人們恢復對媒體的信任，並且尊重保密原則，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到二十世紀中期的巔峰狀態；它們將如何大幅降低「感受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政治分歧導致的彼此厭惡）的上升趨勢，不僅在國家政體內部，也是在一系列其他社會組織中；它們如何能夠幫助媒體恢復永續、協調的資金來源。簡而言之，我們將顯示「多元宇宙」如何有助於解決和扭轉媒體當今面臨的諸多危機。

設身處地

如上所述，新聞業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讓人們感知到自己從未涉足的、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和感受。每一代技術的發展，都使這種體驗更加生動，從而形塑出「更小的世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這位廢奴主義者，利用攝影將奴隸的經歷帶給北方的白人。無線電廣播，讓衝突的聲音回蕩在世界各地，使戰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電視讓數百萬人分享尼爾·阿姆斯壯的登月經歷。

遠端共享實境技術，有望創造更深層次的感同身受聯繫。假若，正如考特尼·科格本（Courtney Cogburn）的研究表明的那般，短時間的同理共享現實體驗，就能建立相當於其他媒介好幾年才能建立的聯繫，那麼記者很快就能用前所未聞的生動同理心，來彌合社會鴻溝。鑑於現有虛擬實境（VR）畫質和暈眩問題仍有待解決，雖然迄今為止受眾有限，但記者和藝術家們，已經著手開拓各種飽含同理心的 VR 體驗。舉例來說，溫斯洛·波特（Winslow Porter）的作品，就幫助人們體驗樹木等非人生命；戴康蒂·戴維斯（Decontee Davis）從埃博拉（伊波拉）病毒倖存者的視角，描繪了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Yasmin Eyalat的動畫作品，則讓人沉浸在資安的世界中。

然而，這些僅僅是對這種新興媒體的首次成功嘗試。隨著共享實境技術擴展到其他感官（嗅覺、觸覺和味覺），更全面的多感官連接將成為可能，並帶來更加令人驚嘆和富有啟發性的結果。大腦介面將帶來難以描述的變革。因此，使我們能瞭解深刻的其他事物的新聞工作，前途是光明的。

公民合作新聞

在網際網路時代，新聞業最重要的趨勢之一，就是所謂的「公民新聞」和與之相關的「公開來源情報」運動的興起。這兩項運動的宗旨，都是讓更廣泛的民眾有能力記錄其周圍世界中的重要事件，而非僅限於傳統意義上的職業記者、情報分析師。近年來，從恐攻、戰爭至警察濫用職權，此類新聞報導在記錄許多重大事件上，都發揮了核心作用。然而，它也面臨著關於偏見、事實查核的嚴謹性、可讀性和可消化性的大量批評與社會關注。

不難看出，最近的許多技術發展，可能大幅加劇這些問題。生成式基礎模型（GFM）讓製作逼真的贗品變得更加容易，並也將使人們對任何未經嚴格、多方核實的素材，產生不信任感。反社會媒體的迴聲室，甚至會讓贗品在未經此類審核的情況下傳播開來，而使誤導內容與人們相信這些內容的條件激增。

然而，在技術如何克服這些挑戰方面，也有同樣明顯的先例。維基百科已經展示了分散式參與的速度和規模，它可以產生對許多事件的大致和廣泛認同的描述，儘管還達不到新聞報導所要求的速度。我們在上文描述、並在下文詳述的許多工具，都能説明如何克服在距離和規模上進行嚴格驗證的挑戰，以及快速達成社會脈絡下粗略共識的挑戰，而這正是思考「客觀性」的更合適的框架。

不過，也許最有趣的可能性之一是，全球論壇可能會允許某種新形式的連貫、易消化、廣泛傳播但又真實的社群之聲。在新聞報導中，讓社群「為自己代言」（通常是通過引語或對社群實踐的詳細描述）與為目標受眾撰寫引人入勝、易於消化的敘述之間，長期存在著矛盾，而當文章被翻譯給其他受眾時，矛盾就更大了。運用生成式基礎模型的社群，將越來越能夠在這些取捨之間進行微調，因為模型可以學習和綜合社群成員的語言模式、納入經過查核的事實，同時順利翻譯成各種語言和次文化標準和風格。這將使那些沒有接受過記者培訓的公民群體，有能力向不同的公眾準確、清晰地傳達他們要講述的重要故事。

加密安全的消息来源

新聞報導中最常見的緊張關係之一，是對消息來源的保密。受報導資訊的機密性，往往被保密消息來源和報導的可信度所打破。記者必須核實消息來源與提供的資訊的真實性、保護吹哨者的身分不被其組織（以及其他對象）知悉，並且確保報導對公眾的可信度。在許多情況下，秘密來源分享的資訊，是其所在組織的規範所禁止分享的。這在我們上文強調的許多價值觀之間，造成了強烈的緊張關係：保護結社、確保公共領域的完整性等。多元宇宙的工具，要如何幫助駕馭這些具有挑戰性的領域？

我們在「身分與人格」和「結社與多元公眾」兩章中強調的工具，自然有助於上述過程的許多部分。大多數保護多元公眾的工具，都可以由組織使用，來降低在預期社會脈絡之外流傳文件的可信度。同時，基於公共認證的零知識證明（ZKPs）可以使消息來源即使對記者也能保密，同時甚至對記者的受眾也能證明他們的（某部份）立場。然而，如果缺乏某種調和，這種策略很快就會變成密碼學的「軍備競賽」，雙方不斷升級，卻無法取得更好的社會成果。

解決這一僵局的可能方式，來自於這些協定在驗證方面的微妙區別。如果某人公開在某個組織中擔任某個職位，他通常能夠使用 ZKP 向他人證明這點，而不會洩露其身份的其他要素。然後，他們就可以利用相關的聲譽（但不限於此），對組織中發生的事情發表聲明。但是，更敏感的資訊和更寬泛的論斷，尤其是如果該人在組織中只是擔任相對較低的職位，通常需要額外的驗證才能使其可信。一種方法是披露更多關於他們自己的（公開）資訊，但這會縮小他們的可能範圍，從而暴露身分。另一種方法是提供直接證明（「收據」）。然而，如果這些收據受到指定驗證人簽章等技術的保護，那麼只有將自己的「私鑰」暴露給他人（如記者或法定機關），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這就會使他們面臨被對方利用或曝光的風險，除非對方信用卓著。

當然，確切的細節，取決於每個參與者在互動中使用的確切工具。總之，我們描繪了多元密碼學如何達成細緻的組合，同時實現可信和私密資訊披露、社區保密規範保護，以及在關鍵時刻讓個人能付出代價以推翻這些規範，來維護更廣泛的社會利益。

讓我們走到一起的故事

儘管許多美國人懷念新聞史，但他們用來判斷反社交媒體危害的「新聞責任」時代，只能追溯到 1940 年代，當時 「哈欽斯新聞自由委員會（Hutchins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制定了社會責任準則。根據該準則，新聞界將充當「公共討論的共同載體」，為公共辯論的進行，創造一個共同理解的基線。該委員會認為，在民主社會中，新聞自由的核心作用是向全體公民澄清共識和事實，以及平衡呈現分歧，從而使自治得以蓬勃發展。儘管許多人讚賞這個時代在國家層面取得的成就，但多元宇宙的本質是，我們（尤其是今天）生活在一個更加豐富、更加多樣化的世界，在國家之間、國家內部和國家外部，都存在許多民主的場域。無論社交媒體有多少缺陷，但它已經做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讓這種多樣性，來形塑媒體生態。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同時又能像哈欽斯報告所說的那樣，發展對社會有益的媒體呢？

上文「審議」一章提出了一個自然的策略。社交媒體演算法，可以根據平臺內部的行為模式（如觀看、喜歡、回應、傳播、自願加入）以及外部數據，例如社會科學或群體明確的自我認同（詳見下文），來建立「社群」。對於每個這樣的社群，演算法可以突出顯示該群體跨越內部分歧的「共同內容」（公認的事實和價值觀），以及社區內部的重要分歧點。然後，演算法可以在這種社會脈絡下，向社群裡的公民表明哪些內容是其所在社群的大致共識、哪些內容是分裂性的，並為公民提供機會，探索所屬社群內的每條鴻溝另一側的共識內容。

這樣的設計，將持續為個人和社群提供社交媒體帶來的能動性，使他們能夠分別塑造自己的交織身份，並進行社群自治。與此同時，它還能避免「虛假共識」效應的泛濫，在這種效應下，網友誤以為極端或特立獨行的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從而助長了對那些不認同這些觀點的人的妖魔化，並在相關政治成果未能實現時產生不滿；它也能避免「多數無知」效應，在這種效應下，網友無法對「沉默的大多數」觀點採取集體行動。此外，也許最重要的是，它將重塑記者和其他創作者的積極性，使其不再關注分裂性內容，而是關注能讓我們團結起來的故事。不僅如此，它的意義也超出了「傳統新聞」，因為許多其他文化形式（如音樂），也都受益於與他人分享文化物件與共同愛好的希望。

多元公共媒體

哈欽斯委員會（Hutchins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的建議，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媒體機構採納，成為當時「社會責任」運動的成分。最近「社會責任」又捲土重來，許多公司承諾實現「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目標。然而，鼓勵這種責任的更堅實基礎，是使媒體的資金來源，與上述促進社會公益的設計目標，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在這方面，個人訂閱和廣告機制，都沒有提供特別有前途的道路，因為兩者都旨在吸引消費者，而不是多元社群的公民，從而鼓勵只為消費者提供他們感興趣的「甜點」，而未能與將他們與社群聯繫在一起的「蔬菜」相平衡。如果我們想讓社交媒體把我們聚集在一起，我們就應該希望社交媒體由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的組織提供資金：包括教會、公民協會、各級政府、慈善機構、大學、公司等在內的集體組織。

用來自多元社群的資金來取代廣告，並不需要對相關行業的現有商業模式有多大的想像力。微軟和 Slack 等公司追求的最大、最賺錢的商業模式之一，就是向公司銷售生產力軟體，其中通常包括類似社交媒體的元件，來提高生產力。這些公司對「勇於出征」的極端化員工毫無興趣；這些工具的目標是讓員工團結起來，完成共同目標、適應變化。因此，某種新的、支持社會媒體的模式，自然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中孵化，然後在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下，出售給其他對團結和活力感興趣的組織。

此外，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些組織有能力取代廣告收入。大多數民主國家的政府（如德國、芬蘭、美國）每年用於支援公共媒體的資金超過十億美元。^[1]2022 年，宗教媒體僅在美國就獲得了超過 1 億美元的收入。^[2]與之相比，Twitter（現為 X）在 2022 年高峰期的廣告收入約為 50 億美元。^[3]由此看來，如果社群領袖關注這一領域，而社交媒體也將注意力引向這項新的商業模式，那麼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社群組織，就有可能取代廣告成為一種收入來源。

這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但簡單的方式之一，是讓參與者選擇加入他們認同的社群。每個社群都將「贊助」其社群成員使用，以換取其成員優先關注我們上文討論的、與社群相關的內容。沒有註冊付費足夠多社群的使用者，可能不得不接受一定量的廣告或支付訂閱費。簡單來說，社交媒體可能會成為更加多元化的公共媒體。

總之，上述例子顯示了多元宇宙如何能夠賦予新的、有利於社會的多元媒體環境：在這裡，我們可以與與我們截然不同的其他人進行深入的聯繫；在這裡，人們聚集在一起，在不損害社區或個人隱私的情況下，以權威和可驗證的方式講述他們的故事；在這裡，為了我們所有社區的活力和團結，我們可以了解什麼使我們團結、什麼使我們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