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市場

原文：MARKETS

| 作者：E. Glen Weyl, Audrey Tang and ⿻ Community | 譯者：唐鳳 Audrey Tang, 周宜蔓 Gisele Chou

如前所述，開源軟體（OSS）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多元生態系統之一。然而，由於軟體是免費提供的，OSS 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尋求可靠的資金來源。與此同時，許多公部門和公益資助者也看到了 OSS 生態的價值，但他們發現，與傳統的學術研究相比，生態的異質性，讓他們很難確定該支持哪些專案。

最近，克服此一挑戰的主要嘗試，集中在配對資金和社群捐款上，即贊助者支持某一類專案，但資金池由專案參與者的小額捐贈引導。傳統上，這樣的系統（如 GitHub 贊助者）可能會被富有的參與者（如企業）操控，因為企業捐款可以獲取大部分的配對資金。

為了克服此一問題，一些新的配對平台，比如 GitCoin Grants，使用「多元募資」公式，將贊助者、小額捐贈者和資助者連接起來。該公式不僅考慮所獲資金的總額，也考慮其來源在個人貢獻者和相關社會群體中的多樣性。這些平台已成為 OSS 重要資金來源（籌集了數億美元的資金），尤其是在與 web3 有關的領域，在臺灣也是如此，包括對本書的支持，並且越來越多地被應用於 OSS 之外的領域（例如環境、本地企業發展等）。

Gitcoin 上的貢獻正是由上述多元募資範式所支持，在資金池中進行配對，這是一種更具多元性的資助公式，在於它可以跨越社會距離而增加許多小額捐款。

參考 Gitcoin「 ⿻ 書」的專案頁面，截至 2024 年 2 月 2 日止，這個專案從來自世界各地 87 位貢獻者那裡獲得了 332.84 美元的資助。

與全球資本主義相比，沒有任何機構能在更廣泛的社會多樣性中，將更多的人聯繫在一起，進行協作交流。國際治理的權限和力量有限，這嚴重限制了通過投票和審議提供跨國公共財的能力。然而，萬能的美元，在地球上的大多數角落都受到重視。資本流動和技術投資塑造了全球各地的生活；國際貿易等商業協議是最強而有力的協議之一，且受到幾乎是普世的尊重，私有產權在地球上已成為比「法治」的其他任何特徵，都更為一致的模式。自蘇聯解體以來，雖然國界幾乎沒有改變，也幾乎沒有新的國家誕生，但像Google 和 Meta 這樣的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地位，可說已經超過了絕大部份的民族國家。

與此同時，儘管市場模式成為精緻的金融和企業結構的基礎，然而，市場本身卻可說是人類合作模式中最簡單的架構。儘管正如我們即將要讀到的那樣，市場可以被更廣泛地應用，但市場之所以有價值的論點，是建立在一對買賣雙方之間的雙邊交易的動機之上。每一組買賣雙方，各自都代表著眾多處境相似、也同樣無能為力的買賣雙方，他們參與交易的所有效果，都受到一套預先決定的私有財產權的約束，從而避免了對非交易方造成任何外溢後果。任何新興、驚人、群體層面的效應、超模與共享財、異質性、資訊多樣性等概念，都被貼上「不完全」或「摩擦」的標籤，被認為阻礙了市場自然、理想的運作。

正如社會學家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所寫下的，早在資本主義崛起之前，這場爭論就已成為資本主義衝突的核心。^[1]一方面，市場被認為具有幾乎獨一無二的普遍「文明性」，可緩解不同社會群體間潛在的衝突，而且具有「動態性」，允許創業精神創造新形式的大規模社會組織，促進和支持（社會）創新。^[2]另一方面，市場不善於支持其他形式大規模社會互動的蓬勃發展，因此往往會侵蝕我們所描述的許多其他協作技術。當市場允許創造一些新形式的同時，往往又會將它們變為剝削性的、對社會不負責任的、甚至是不計後果的壟斷。在本章中，我們將探討此一悖論，以及激進的新型市場形式（如上文所述）如何既能保持和擴增包容性和動態特性，又能促進更加多樣化的豐富人際協作方式。

今日的資本

資本主義，通常被理解為以私有財產生產手段和自願的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制度，以及以此為出發點，而產生自由、有力運作的利潤動機。當今的全球資本主義（有時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具有幾個互相交織的部分和特徵，包括：

1. 自由貿易：在 WTO 等組織的監督下，廣泛的自由貿易協議，確保了大範圍的各式商品，能夠在已覆蓋地球大部分地區的管轄範圍內，暢通無阻地流通。

2. 私有財產：大多數實體和智慧財產權都是私有財產，具有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這些權利受到國際領土和智慧財產權條約的保護。

3. 企業：市場外治理的大規模合作，絕大多數都是由政府或跨國企業進行的，這些公司以營利為目的，由股東持有，並且遵循一股一票的原則。

4. 勞動力市場：勞動權建立在「自我所有權 (Self-ownership）」和薪資制度的基礎上，但有一些重要的限制條件。移工一般來說，不能自由地跨越管轄領域。

5. 金融市場：公司股票、貸款和其他金融工具，在精細的金融市場上交易，這些市場根據對未來的預測，將資本分配予專案與實體財產的投資。

6. 風險投資和新創：新型企業，以及隨之而來的多數新型態大規模國際合作，都是通過「風險投資」體系產生的，其中「新創企業」將其未來潛在收益或轉售價值的股份出售給公開市場，以換取開辦新事業所需的資金。

許多教科書，包括一些我們往來密切的友人的著作，都在討論這種結構。毋庸置疑，這是人類迄今設計出的強大合作模式之一，也是過去兩個世紀全世界物質條件取得空前進步的核心原因。此外，經濟學中最著名的理論成果是「基本福利定理（fundamental welfare theorems）」，即在一定條件下，市場「通過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自私的個體，為共同利益服務。然而，這項結果的條件和範圍是相當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資本主義有那麼多我們熟悉的問題。

1. 收益遞增與公共財：也許最苛刻的條件是「收益遞減」，由現代經濟學基礎「邊際革命」的創始人所強調。這項條件，與我們用來定義協作的超模特性正好相反，要求生產具有「邊際收益遞減」，或者更籠統、不那麼正式地說，「整體小於部分之和」。只有這樣，有利可圖的生產，才能符合諸如向工人支付其邊際產量貢獻的原則；當收益遞增時，向每個人支付其邊際產量則會產生虧損，如圖所示。公共財是一種極端情況，它只需付出很少的額外成本，就能使許多人受益，而且很難阻止人們使用這種產品。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市場對這種產品的供應嚴重不足。但是，即使是在比較不極端的收益遞增/超模的情況，也被資本主義嚴重低估。儘管已經有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證明這些產品對於成長和發展的重要性。簡而言之，全球資本主義最大的悖論或許正在於，它既是最大規模的合作範例，卻又難以支持它所倡導的技術協作形式。

2. 市場力量：在某些情況下，當共享財可以通過障礙或暴力實施排除時，透過收取進入費用，可以部分減輕此類合作的資金壓力。此時但這往往會造成壟斷控制、集中權力，降低規模化合作所創造的價值，破壞其旨在支持的協作。

3. 外部性：正如杜威所指出的，創新的天才之處，在於它創造了新的相互依存形式，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十九世紀的馬達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但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了環境。無線電、飛行、化學品… 所有這些都改變了我們的合作方式，但同時也為既有的「產權」與規則體系，帶來意料之外的風險和損害。這些「外部性」的受害者（或在某些情況下是受益者）並不直接參與市場交易。因此，正是由於在市場中發展起來的新型合作方式具有革命性，但市場及其催生的企業不會直接將受其創新影響的人納入決策，因此其利益就無法得到充分實現，風險也無法緩解。

4. 分配：從理論上講，市場對分配漠不關心；理想的分配目標，可以通過重新安排「捐贈」來實現。但是，實現這種理想的再分配，面臨著巨大的實際障礙，因此市場往往會產生令人震驚的不平等結果，其原因有時與所謂的「效率」利益大相逕庭。除了這些直接的問題之外，市場往往也會破壞前幾章所述其他合作形式所奠基、所運用的，更大程度的平等。

對這些挑戰的認識和應對，可以說是近 150 年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主流政治發展，因此，我們只能簡略地描繪。

1. 反壟斷和公用事業監管：90 年代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民粹主義運動的主要焦點，是利用結構干預（如將公司解體或防止合併）或行為干預（如價格或非歧視監管）措施，來限制公司壟斷市場的力量。雖然這些干預措施，有助於解決一些濫用壟斷的問題，但其代價往往是削弱了合作的（規模）優勢，並重新引入了以國家為基礎的僵化治理。然而，創業精神的巨大優勢，正是有助於超越這些僵化治理。

2. 工會與合作社：解決市場支配權力問題的另一種方法，是建立替代性治理模式，通過建立強大的工會來「抗衡」公司的勞動力、市場支配力，並通過合作社或「共同決策」 結構，在公司治理中建立顧客或工人代表，從而讓那些被公司支配的人有發言權。雖然這些是對公司權力最有活力、最有效的糾正措施，但它們主要局限於傳統的全職就業模式，難以跟上勞動力市場的活力與國際化，以及數位時代合作的多樣性。

3. 徵用權/強制徵收；土地/財產稅：為解決規模較小的市場力量問題（例如對土地和特定財富的控制），許多司法管轄區都有「徵用權」或「強制徵收」，允許在公共當局的支持下，強制回購私有財產，通常會給予補償並接受司法審查。一些司法管轄區還對土地、財富或遺產徵稅，來減少不平等，並幫助加強資產的流通化，避免資產被少數人壟斷。雖然這些方法對社會公平和發展至關重要，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相當脆弱的行政程序來實現公平估值。

4. 工業、基礎建設和研究政策：為了克服市場對公共財和更普遍的超模協作注資不足的趨勢，許多國家的政府為基礎建設（如交通、通信、電氣化）、新技術研發和（對國家而言）新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出資。雖然這些投資對技術、工業和社會進步至關重要，但它們很難像資本主義那樣跨越國界，而且往往由科層組織管理，其所掌握的資訊遠遠少於它們所支持領域的參與者。

5. 開源、公益組織和第三部門：實現類似目標更靈活的方法是「第三」或「社會」部門的努力，包括公益與志工的努力（如 OSS 社群），在自願、非營利的基礎上，建立可擴展的合作。雖然它們是當今最具活力的規模化合作形式，但由於缺乏最強大的市場與政府機構的資金支持，這些努力往往難以擴大規模、持續維運。

6. 分區和監管：對於市場無法考慮到的外部損益風險，通常由政府對市場活動施加限制來解決，在廣泛的層面上，通常稱為「監管」，在地方層面上稱為「分區限制」。有時，特別是在環境問題上，會採用經濟學家偏愛的「皮古稅」，或可交易許可證的解決方案。雖然這些限制措施，是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核心、不可或缺的方法，但它們受到我們上文討論過的，基於民族國家（或相應的地方管轄單位）僵化決策的所有限制的困擾，鑑於它們的經濟利害關係，它們往往被利益集團俘獲/控制，甚至與所謂相關公眾的利益不完全一致。

7. 再分配：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廣泛的收入和商業稅收制度，為社會保險和公共福利計劃等專案提供資金，確保可提供一系列服務與財政支持，以遏制極端不平等現象。然而，與土地稅和財富稅的承諾相比，這些主要收入來源，通常會部分阻礙市場的運作、難以針對許多最失控的財富徵稅。在不平等對其他形式合作造成結構性阻礙時，也只能做出不完全的校正。

這些解決方案的局限，已經被普遍認識，以至於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它們在許多國家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反撲」。然而，市場的局限性依然存在，因此這些解決方案，以及為超越它們、避開它們所造成的許多取捨而進行的創造性嘗試，在過去的十年中再次興起。

明日的市場

正如上文「我們遺忘的道」一章中所強調的，既要結合甚至增強市場的活力，同時又要解決市場的局限性，這是多元化的主要動機，尤其是亨利-喬治及其追隨者的思想，包括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威廉-維克里的思想。維克里開創了「機制設計」這個經濟學次領域，探索這些可能性，並在過去幾十年裡，創造了許多新的可能。

• 部分共同所有權：為了克服土地稅管理方面的難題，包括中華民國創始人孫中山、經濟學家阿諾德·哈柏格（Arnold Harberger）在內的多位歷史思想家都曾提議過，讓持有者自行評估其財產的價值，且以自行評估的價值出售作為懲罰。這樣做的同時，還能促使人們如實估價，以利徵稅，並迫使利用率不高或被壟斷的資產，朝向更廣泛的公眾流轉。這種方法在數位資產登記中，比如區塊鏈，特別容易實施，因此近年來越來越受歡迎，尤其是在非同質化憑證（NFT）藝術品方面；平均地權制度，在臺灣的土地方面也已使用多年。

• 平方和多元募資法：正如本章開始時所描述的，一種為公共財/超模財提供資金的自然方式，而不過度依賴管理者有限的知識，是讓這樣的管理者、慈善家或公共權力機構匹配分散個人的捐款。機制設計的理論，類似於上一章中支持平方投票的邏輯，可以用來顯示，在類似原子化行為的假設下，配對資金應該按照個人貢獻的平方根之和的平方來分配，從而給予大量小額捐款者，比少數大額捐款者更高的權重。最近的設計，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個人主義設計，考慮到多元化的群體利益和從屬關係。

• 利害關係人企業：雖然部分共同所有權和平方募資，可能有助於確保組織的更替和資產控制，但它們並無法直接確保組織服務於客戶和工人等「利害關係人」，而非對其行使不正當的權力。基於上面我們描述的傳統，近年來出現了各種創建「利害關係人」企業的新運動，包括環境、社會和治理原則、平台合作主義、分散式自治組織（DAO）、反壟斷中的「利害關係人補救措施」（即利用反壟斷的行為，強制要求被濫用的利益相關者有發言權）、資料聯盟以及將許多最重要的大型基金會模式公司（如 OpenAI 和 Anthropic）作為有限營利組織，或長期利益公司。

• 參與式設計和預測市場：數位平台和機制，也越來越常用於企業內部以及企業與客戶之間的聯繫，來實現更動態的資源分配。^[3]例如，在 Roblox 或樂高等娛樂平台上，顧客可以為新產品設計提出想法，貢獻並獲得獎勵；在預測市場上，利害關係人若想獲得獎勵，可以通過預測與公司相關的結果，例如新產品的銷量。

• 市場設計：最近獲得多項諾貝爾獎的這個領域，應用機制設計、創建市場機構，以緩解忽視交易的社會影響，其所產生的市場權利或外部性問題。這方面的例子，包括可交易的碳排放許可證市場；我們在上文「財產與合約」一章中，討論的拍賣設計實例；以及一些使用社群通貨等手段來促進社群（如教育、公共住房或器官捐贈）中，類似市場交易的機制。在這些社群中，使用外部貨幣可能會嚴重破壞核心價值觀。

• 尊敬經濟：與這些本地貨幣市場相關的是線上系統，在這些系統中，各種社會尊敬/社會資本的量化標記（如徽章、追隨者、排行榜、鏈接）部分或全部取代了可轉讓貨幣，成為衡量成就的「通貨」。反過來，這些系統往往可以通過各種貨幣化渠道（如廣告、贊助和眾籌），與更廣泛的市場進行部分互通。

這些市場的替代方案的百花齊放，是超越市場傳統局限的有力證明。但它們代表了未來由技術來驅動社會市場可能性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社會市場的前沿

在這些試驗的基礎上，我們開始窺見全面轉型的市場體系可能是什麼樣子。其中最有希望的要素包括：

1. 循環投資：經濟理論中最傑出的成果之一，是以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名字命名的。亨利·喬治定理最初由維克里（Vickrey）證明，但由理查德·阿諾特（Richard Arnott）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首次發表。該定理指出，通過正確設計的共同所有權稅收，籌集到的稅款，這些可以為超模投資所需的所有補貼提供資金。^[4]雖然此一結果相當廣泛，但簡單的例是：建設更好的地方公立學校，往往會提高土地價值。如果土地稅可以用在這類提高土地價值的專案上，那麼原則上，任何值得資助的教育投資，都可以得到支持。更廣義地說，這個結果表明，稅收/共同財產和超模活動，它們在資金分配方面的創新具有近乎無限的潛力，就像在超導電路中實現的潛力一樣，可以帶來進步。

2. 多元資產：如何籌集這些資金？雖然部分共有財產計劃是有趣的開端，但它們需要與能承認、保護土地等資產使用方式和穩定性方面共同利益的工具，互相配合。我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投票制度是個自然的答案，而多元財產制度可能具有巨大的潛力，可以將這些制度結合，將一系列財富的大部分價值，給予多元交織的公眾「分潤權」，同時也將重要的「使用權」和「處置權」賦予這些社群。

3. 跨域多元募資：多元募資還可以顯著地擴展到目前的範圍外，用以分配由此籌集到的資源。最有趣的兩個方向，是跨司法管轄區和跨時代。當前的國際貿易條約，主要側重於打破貿易壁壘，包括我們上文討論的、有助超模生產的補貼。未來的國際經濟合作形式，可以利用類似多元募資的機制，為跨域經濟活動籌集配對資金。更雄心勃勃的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關鍵優勢是，它是少數幾個具有重大跨時代規劃成分的規模化體系之一，在這種體系中，公司通過金融手段籌集資金，以獲取看似遙遠的利潤。然而，我們可以想象更宏偉的跨時空經濟體系，比如為促進跨世代合作，或與尚未出生的人合作的機構提供配對資金。這或許能克服許多人對缺乏長期規劃的擔憂，以及對保護過去有價值的機構的擔憂，從而創建一個有機版的「未來發展部」。^[5]

4. 新興公眾：如何讓受到支持的組織，如何真正對利益相關者負責，同樣大有可為。可以藉由我們上文討論過的多元身分系統，來追蹤各種利益相關者（工人、顧客、供應商、污染傾倒或錯誤資訊，等負面、外部因素的目標）。然後，可以利用我們前面強調的投票和審議系統，和參與制度聯繫起來。這些系統對個人時間和注意力的要求要低得多，而且與現有的集體治理相比，能夠更快地做出具廣泛合法性的決策。這些決策，反過來又能使新興公眾的真正民主化和多元治理，成為傳統公司治理的實際替代方案。我們可以想像，在未來，以接近政府合法性的方式，治理新興技術的新民主實體，會像新創事業一樣頻繁出現，從而形成一個動態、合法的治理網絡。

5. 多元管理：在內部，我們也越來越有可能打破通常主導企業控制的層級結構。我們在編寫本書時使用的「多元管理協定」，可追蹤不同參與者所作貢獻的類型和程度，並利用我們上文所述的機制，使他們能夠確定工作的優先次序（然後決定對解決這些問題的人的認可程度），並在行使權力和預測他人決策的基礎上，決定哪些工作應納入專案。這使得科層制度的一些重要組成部分（由受信任的權威機構進行評估，根據這些權威機構的表現來轉移這種權威），在沒有科層式直接報告結構的情況下，仍然得以實現，從而可能使網絡取代嚴格的階層制度。

6. 多民族移民政策：通過相關機制，打破國際勞動力市場的限制，也越來越成為可能。正如哲學家丹妮爾·艾倫（Danielle Allen）所倡議的那般，移民的條件，可以是得到接受國的一個、或多個民間組織的認可或支持，將加拿大和臺灣的現有做法，分別允許基於社群的私人贊助，並允許多種長期工作許可的合格途徑。這些做法可以分散民族國家對勞動力流動的嚴格控制，同時保持當責，避免對社會融合造成傷害或挑戰。

雖然這些只從表面上探討了各種可能性，但我們希望能說明，運用多元原則，可以如何且徹底地重新構想市場。雖然關於市場和國家的爭論，常常陷入可預見的模式，但從根本上超越簡化二元對立的可能性，就與其他任何多元領域一樣廣泛。

社會市場的局限

然而，市場的潛力，不應被誤認為是萬靈丹，或是⿻未來的主要模式。即使是在這些極為豐富的形式中，市場仍然是一層薄薄的外殼，充其量，它也只能為更豐富的人際關係提供物質支持與界面，然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它也可能破壞這些關係。因此，我們所能期待的最好結果，就是創造出足夠靈活的市場形式，使其逐漸融入其所支持的新興社會形式的綻放背景中。

我們必須嚴加防止的是，市場傾向於將權力集中在私人組織或有限的文化團體中，從而使多樣性同質化且受到侵蝕。因此，我們需要建立一些機構，有意識地鼓勵新的多樣性，同時削弱現有的權力集中，如同上述強調的機構那般。正如我們所建議的那樣，這需要不斷將其他形式的多樣性合作與市場相互交織^[6]，無論是投票、審議還是創造性的協作，同時創建市場體系（如⿻金錢），有意識地將它們從更廣泛的市場力量隔離出來。

然而，儘管市場存在種種顯而易見的危險和局限，多元主義者也不應該希望市場消失。某些事情上，即使無法合作，也可在最廣泛的社會關係中實現協調共存。實現這一目標的許多其他方式，甚至像投票這樣簡單的方式，恰恰因為涉及更深層次的聯繫，而具有更大的同質化風險。具有社會意識的全球市場，比全球政府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來實現⿻前景。市場必須與許多其他合作方式，攜手發展壯大，以確保⿻未來得以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