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與信任
原文：Commerce and Trust
| 作者：E. Glen Weyl, Audrey Tang and ⿻ Community | 譯者：唐鳳 Audrey Tang, 周宜蔓 Gisele Chou
周圍令人興奮的聲響迴盪，不時夾雜著笑聲與閒聊聲。當地的一些家庭來到這裡，期待著復古電影之夜——這在社區中是個互動的傳統，人們珍惜它。家人、朋友、同學與戀人，群眾懶洋洋的躺在露營椅上，今夜是個看得見星星的好天氣，人們準備好在廣闊的星空下重溫老電影中的瞬間。
在這麼多的與會者中，有個新面孔，茲維（Zvi）帶著一種新奇的氣息脫穎而出。他剛來到這座城市，最近才在當地學校擔任教職，他熱衷於融入社群並參與這些傳統的社區慶祝活動。他抓起一袋他想分享的洋芋片，加入復古電影之夜的隊列，吸收了當晚獨特的精神。
「感謝你們對街頭藝術的貢獻。」前面傳來一個聲音，茲維將注意力轉向售票亭。他心想著：慈善活動？有點困惑。
「我希望我們能一起看《俠盜星塵》。」茲維伸長脖子，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孔，是他學校的學生，自豪地炫耀著她的學校連帽衫。
他沉思：有些出人意外。
他的思緒被打斷了，因為他無意中聽到了另一段對話：「女士，您想為今晚推薦哪些電影呢？基於您對養老院和社區工作的貢獻，您可以選不只一部。」
一個溫和、老年婦女的聲音回答道：「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選《虛空中的低語》和《最後的煉金術士》。」
「謝謝您的貢獻，女士。」 攤位上的男子回應道，語氣彬彬有禮。
很快地，輪到茲維了。攤位上的男人有種平靜可信的氣質，讓人想起經驗豐富的衝浪者。他溫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晚安，先生！如果您願意，您可以在這裡感應你的手機，分享您的社群經歷。這完全是可自主選擇的，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來感謝每個人對我們小鎮的貢獻。」服務人員指了指櫃檯上不顯眼的小螢幕。
茲維既好奇又謹慎，問道：「如果我這麼做了會怎樣？只是對隱私感到好奇。」
「當然，隱私是關鍵。這個設備只會顯示本地的應用程式裡，來自我們社區的公開訊息和感謝信。任何人都可以在應用程式上看到同樣的訊息。請把它作為一種表達謝意和分享積極氛圍的數位方式吧。」服務人員清楚扼要的解釋，令人安心。
茲維聽了後，心裡踏實了，決定參加。隨著設備螢幕亮起，顯示來自當地居民的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感謝資訊，和有趣的表情符號，感謝他最近對社區計畫的幫助。
這些溫暖的訊息確實溫暖了周遭，茲維笑著回答：「這個巧思不錯，讓人感覺自己是特別的一部分。」
「沒錯！作為我們這個社區的一部分，您可以推薦今晚的電影。您想在片單中添加什麼？」服務人員眼中閃爍著友善的光芒：「另外，感謝您那天放學後抽出時間，幫助了我姐姐的孩子，這確實為她的家庭帶來了改變。」
當茲維意識到自己在這個新加入的社群中被歡迎時，一股被接納的暖意在他心中蔓延開來。他衷心地點點頭，走到聚會中舒適的角落，與附近興奮的孩子們分享洋芋片。
在遍佈星星的夜空、如此記憶輪廓下，珍愛的電影開始播放，茲維看著。在這一刻，他被深深的集體感觸所包覆——在這裡，他不僅僅是旁觀者，而是編織在集體記憶和經驗的生動織錦上，一條不可或缺的線。
或許，正由於當今世界的高度商業性質，本書這部分討論的其他協定，都沒有像促進支付和商業的新方法那樣受到媒體和政策的關注。虛擬通貨是過去十年的焦點技術之一。但是，政府和公共支付領域的一系列創新技術，包括印度、巴西和新加坡等地使用政府身分的即時支付技術、央行數位通貨（CBDC），以及在中国使用的受監管的互通數位支付系統，雖然受關注程度稍低，卻得到了更廣泛的採用。雖然它們離被普遍採用或實現互通還有一段路，但新一代支付系統在全球許多人的生活中日益普及，也使得支付在數位空間中變得越來越容易，甚至比過去的現金支付更方便。
然而，從許多方面來看，這些較簡單、相對迅速取得的成功，其實正是它們進展卻又令人失望的表徵。現金，或許是在數位時代前最「笨」的技術之一：它是通過在大致上匿名又抽象的帳戶來傳遞的一種單一、同質的物體。雖然，事實證明，複製此一基本功能要困難得多，而近期的進展也很重要，但這並不是數位科技帶來的革命性技術，像超文本改進了從前的文字一樣。在本章中，我們可以總結迄今為止所取得的進展，討論傳統貨幣和線上商務相互比較後存在的局限性，並探討如何基於最新進展的基底上，實現更多元的數位商務願景。
傳統支付
雖然貨幣的早期歷史，近來已成為眾多研究的主題，我們稍候會再回到這一點。不過，大多數人將通貨的概念，與代幣、手手相傳的紙鈔等形式聯想在一起，並且將其他形式的貨幣概念，視作如此基本概念的抽象化。這種形式的「交易貨幣」可以追溯至古巴比倫、印度、中國早期文明。在西元前一千年，人們時常用以青銅、白銀、黃金等貴金屬為材料。這些金屬的耐用性、稀缺性以及人們對於它們價值的普及認可，促進了人們普遍接受使用這些來支付各種的商品和服務。
不過，這些特性都不是貴金屬獨有的，它們作為通貨的使用，減損了它們更多實際的應用性，無論是作為武器、機械還是裝飾品。這導致許多社會不再直接使用貴金屬，而是轉向使用其他可具備稀缺性、但沒有直接用途的價值代表形式，包括商業收據、銀行票據和政府發行的被視為「法幣」的紙張，這些紙張因此被規定，它們必須按其面值被接受。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銀行的發展，銀行持有通貨和其他貴重物品，並承諾見票即付，並利用這些存款向他人提供貸款。由於銀行很少被要求同時歸還全部存款，它們開始貸出比存款更多的資金，也就產生了「部分準備金銀行制度」，使得銀行成為創造新貨幣的來源。雖然銀行擠兌的危險顯而易見，我們在這裡沒有篇幅重點來討論，但這也替「中央銀行」創造了一個自然而成的角色，以幫助控制這種貨幣創造的過程，避免銀行崩潰。
到了 20 世紀初，絕大多數的通貨，壓倒性的以帳戶的形式持有，而不是以通貨形式本身（包括紙幣等）。通貨由於面額剛性、體積龐大，通常只能用於相對小額的交易。因此，與通貨同時發展起來的，也可以說是比通貨更早的，是銀行帳戶之間的定向轉帳，其面額靈活，今天通常稱為「支票」。到 20 世紀中葉，支票已成為最主要的資金轉帳方式（按總價值計算）。支票演化至今，已具有多樣的形式，有的依賴於銀行間的資訊交換，有的則更近似於現金（無條件和無記名的價值轉移）。
當然，支票也有人們熟悉的缺點，即填寫、清算速度慢而且重。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某些商店開始向固定客戶發放代表「信用帳戶」的憑證，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等作家，開始想像一個世界，在那裡所有的支付都可以通過一張或幾張輕便的卡片來完成。這樣的構想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實現，當時的電信系統已經發展到足以讓商家、客戶間的銀行可快速溝通，進一步驗證持卡人憑證的程度。這導致一系列卡片出現，包括信用卡、簽帳金融卡和記帳卡，它們發揮著各異但相關的作用，且在各個國家、不同的程度上佔據主導地位。[關於這些卡片的主導地位和資料.]
刷卡支付只能部分替代支票，大多數情況下是取代現金支付。傳統上由支票處理的大額交易，與刷卡支付的小額用途二者並不匹配。為了替代大額轉帳和國際轉帳，部分司法管轄區開發了電子轉帳和電匯的「自動轉帳」（ACH）來替代支票。最顯著的例子是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到 2018 年，一半的大額跨境支付都是通過該協會進行的。
在過去 10 年左右，這種組合已涵蓋了大部分交易行為。在世界上多數地區，現金和刷卡支付的混搭使用於小額交易、電匯則用於向國外匯款、大額交易主要通過自動轉帳系統進行，其次是電匯和支票。這些系統全部都是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建立的，其覆蓋範圍、速度和靈活性都無法與網際網路相提並論：線上刷卡支付通常過於繁複且並不安全；現金與網際網路無關；而自動轉帳則太慢（通常需要 3 天）。 因此，毫不奇怪，利克、提姆·柏內茲-李和其他人都認為，原生的支付系統，是網際網路早期發展所缺少的核心功能之一。在過去的 15 年裡，人們為了彌補這樣的缺陷，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嘗試。
數位貨幣與隱私
其中最早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 2008 年出現的比特幣，以及隨後在 2010 年代出現的一系列「虛擬通貨」。這些系統使用了我們在上一章中討論過的 DLT，搭配它內部生成的金融結構，創建了可用於追蹤交易的驗證基礎底層。首先，它們使用協定來證明對某些資源的控制權（例如基於需要使用性能強大的電腦來解決問題的 "工作量證明" 協定），來代替基於人類參與角色-會計的身分系統，以預防掠奪性參與者。這就為參與建立了有效的財務屏障。另一方面，為了獎勵參與者 "誠實" （保持交易記錄與他人交易記錄一致），它們發放交易產生的 "代幣"，計入參與者自己的帳戶。在其他方面，任何參與者都可以公開使用分類帳本，從而創建了全球性的純金融分類帳本，其匿名帳戶允許個人擁有多種 "身分"。
比特幣的早期成功激發了人們的關注與興趣，其中至少有三個原因：
- 它的出現，似乎填補了上述數位支付領域的空白，讓跨境轉帳變得相對容易。
- 它是第一個沒有中央身份和許可系統的大規模、「重要」（具有實際金融影響）線上應用的案例之一。而且沒有集中式的身分與許可系統。
- 因為它的金融結構和稀缺性，幣值有可能迅速升值，在隨後的 15 年中，它多次升值，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投機和利益。[1]
雖然許多政府和主流商業機構認清了第一點的重要性，但他們認為去中心化在大致上是多餘或浪費的，而圍繞虛擬通貨的投機行為則是輕浮的、可能破壞秩序的泡沫。這促使更多人努力的去重新構想數位時代的支付系統。最積極的努力是「央行數位通貨」，已經在數十個國家推行或試驗，特別是在非洲和亞洲，還有許多國家也在探索。這些央行創造的、近似於通貨的數位債權形式，是針對虛擬通貨趨勢最直接的回應。
然而，儘管近幾十年來，通貨的持有和交易已成為許多人的一種既定形象，但本書前述章節與後續描述將會表明，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反常現象。正如媒體學者拉娜·斯沃茨（Lana Swartz）在 《New Money》 一書中所強調的那樣，商業更多地依賴於彼此對於 "義務" 的溝通，以及某部分於本地進行的核算。因此，在過去十年中，一些被廣泛採用的支付創新，著重於改變支付流程與轉帳方式，而不是創造「通貨」本身，這或許並不令人感到非常驚訝。
有趣的是，這樣的認知與最早的主要線上支付之一--PayPal--的發展過程如出一轍。 PayPal 最初是由創始人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盧克·諾塞克（Luke Nosek）和彼得·泰爾（Peter Thiel）構想出一種新的數位通貨，但很快就發展為與網際網路相容的支付處理者。隨著比特幣的早期發展，許多其他私人、快速和低成本的處理者也進入了市場。這其中包括 Square 和 Stripe（針對企業）以及 Venmo（對準更隨意的個人對個人交易），所有的、這些公司都是在比特幣推出後的幾年中於美國成立的。也或許，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通過微信支付，成本極低的社交支付在中国迅速普及，而 Line Pay 社交支付也在亞洲其他地區迅速普及。隨後，Apple、Amazon 和 Google 等在西方的領先技術平臺，也迅速推出了一系列類似服務。
為了將這些服務以更低的成本、更廣的普惠來提供，特別指那些尚未被美國和中国的服務完全覆蓋的市場，幾個主要的開發中國家政府，也已經建立了公共性且支持即時支付的服務，包括新加坡 2014 年的 FAST 系統、巴西 2020 年的 Pix 系統和印度 2022 年的 UPI（Unified Payments Interface，簡稱UPI）。甚至，美國也在 2023 年推出了 FedNow。即使國際間的相互合作仍存在著阻礙，但人們越來越一致地認為，通過數位管道進行線上和當面即時支付的迫切需求，已經得到了滿足。這至少可以部分解釋該領域估值崩潰的原因，因為不少這一類的系統，已經開始發揮作用。
然而，虛擬通貨所帶來的挑戰並不那麼容易解決，這一點從人們對該領域的持續關注的態度可以看出。 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等制裁制度的捍衛者和打擊金融罪犯的鬥士們，曾預言現金的衰落，但隱私倡議者和公民自由主義者卻對此表達遺憾，他們認為私人支付的崩潰將產生系統性影響，而個人使用者在選擇支付方式時，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比特幣經常被吹捧的隱私優勢，在很大程度上被證明是幻覺，握有資源的分析師越來越容易發現那些持有虛假帳戶的控制者 ; 然而，對隱私技術的興趣，已成為該領域的主要焦點，刺激了高度隱私通貨（如 Zcash）和「龍捲風現金」等「混幣器」服務的發展。在隱私與法律責任的權衡問題上，這些技術引發了大量爭議，導致一些司法管轄區的政府採取強制行動，關閉了各種隱私功能。 這些衝突也是數位支付系統在實現無縫國際互通時，受到挑戰的根源所在，因為各國都在爭奪誰能監控和監管哪些活動。
這裡的許多挑戰，來自於我們在「身分」一章中所強調的，對通常被稱為「隱私」的問題的錯誤定義。一方面，人們普遍認為應保護金融交易免受不適當的監控。另一方面，人們同樣普遍認為，只要有適當的制衡機制，就應該能追究為犯罪活動提供便利的個人和組織的責任。如何協調這些問題，與我們在前一章中討論的問題基本相同：多樣化的資訊社群，如何在某部分實現互通時，也能保持自身的完整性？
畢竟，金融交易不可能只是單純的私人交易：它們總是涉及了多方，也至少某部分會被社群中的其他人察覺，且交易的流向會影響經濟環境。因此，我們的目標與其說隱私，不如說是確保脈絡的完整性：確保這些資訊停留在連動的社群內，除非它對其他社群產生重要且廣為人知的溢出效應（這正是執法部門要獲取的）。如果是這樣，社群有責任確保自身的文化不支持對外部有害的活動，並且在外部施加不正當要求的情況下，捍衛自身活動的權利。多元「制衡」的精髓在於，相關社群必須有某部份意識到，他們需要主動參與這種外部監督，而不是單方面承受外部監管。
而且，「監督」僅僅是各種不同類型的社群（從標會到國家）為了創造這種因地制宜的金融自由，所須承擔的責任的開端。這樣的監督並不只是單純地窺探行為。相反地，其旨在防止一系列的金融犯罪，從詐欺到與違反國際法的侵害者進行交易。除了這些引人注目的違法行為之外，還有一系列交易都對交易雙方以外的其他人，具有是否合法的重要性：如藥物/毒品和武器的銷售、承擔未報告的債務從而影響他人償還其他債務的能力、應稅銷售額等等。這些全部都表明出，為何匿名、無法課責的現金，以及政府對帳戶的集中控制，都不足以理解多元的商業信任體系。
通貨的歷史與局限
為了想像更多元的替代方案，讓我們回顧貨幣的歷史，以及它最初如此演化的原因。已故的人類學歷史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主張，這些制度早在貨幣出現之前，社會就已經在互惠準則下，開展了一系列互利合作[2]。比如說，獵人為某個村莊或某位長者提供的社區服務，可能會使整個社區欠下對他們的「債務」，從而使得向他們贈送禮物成為習俗。這些傳統的豐富和多樣，使其量化變得不自然，但同時也難以超出我們在《身分與人格權》一章中討論的鄧巴數，即大約 150 個親密夥伴。
隨著協作與交流的展延，跨越更大的距離、時間或團體，在 "所欠的債務" 和 "給予的價值" 的量化和記錄，成為管理複雜問題的必要手段。儘管最早的這類帳目似乎試圖以提供的貨品或服務，來詳細記錄債務的具體情況，但這樣的作法很快就變得難以管理，於是出現了通用的量化單位來簡化會計，並產生了最初的「貨幣」概念。交換媒介、銀行及其票據以及我們討論過的其他各種形式的資產形式，都是為了使這些帳戶更便於可攜流動而發展起來的。因此，"信用" 比 "現金" 更為重要。
不過，如果說貨幣的出現，是因應在前現代化資訊技術時代的局限，而進行的簡化，那麼，一個自然成形的問題是：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做得更好？現在看來，記錄更多的交易，以及其他形式的價值創造不僅可能，更是大多數電子商務的常規部分。將這一切歸結為貨幣轉移，已不再是一種必要的簡化手段，而是一種過時儀式的投射。
貨幣在遠距離社會信任中，作為償付能力的作用，在今天也不太重要了。經濟學家對貨幣交換的優點，最常見的敘事之一，是「欲望的雙重一致性」：甲方可能有乙方想要的東西，但對方可能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直接作為交換。貨幣可以讓他們輕鬆地向 C 提供商品或服務，而第三方可能也有甲方想要的東西，而無需集結全部的群組。然而，貨幣在避免這類「循環貿易」需求方面的作用已經過時了：事實上，現今的經濟學家經常在各種情境下直接使用「循環貿易」演算法，而無需依賴貨幣，因為現代的運算能力，使這些這些執行成本變得很低。
同樣的，正如我們在「身分」這章中所指出的，歷史上曾經可能有必要向遠道而來的人，提供黃金等價值不菲的信物，而不是給出未來致贈回禮的承諾，因為雙方不太可能有後續的交易。然而，這種簡化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經不那麼重要了：由於每個人的社交距離都在六度以內、關係信任的計算成本亦微不足道，因此，在今天，直接藉由關係鏈中的人際 "債務" 操作，就像轉移資金一樣容易。
這裡的問題自然是：憑藉這些新功能，是否會增加任何有意義的產物？雖然我們將在本書的下一部分，再詳細討論多元商業和信任的應用，但若要合理分配貨幣所賦予的信任和影響力，則不難想像這些資訊的重要性。 如果某個人在當地社群中獲得了很多小利益，但在社群外卻很少連結，而且他還是個單身者，那麼他與一個在大城市中對家庭和工作盡心盡力，但卻很少額外家庭外的社交關係的人相比，他們所獲得的適當社會尊重是完全不同的。 這兩個人可能應該得到同樣「程度」的社會尊重（如果量化這種尊重有用的話），但這種尊重的種類卻大不相同。舉例來說，前者在他的社群中會是一個更加可信的公民或政治領袖，而後者自然會得到職業上的尊重和一定程度物質上的舒適。
再者，我們通常用來證明貨幣相關性的經濟理論，在應用於社會實際樣態之中，亦可證實此一直觀。在某些經過充分研究的條件下，個人持有的貨幣足以追蹤回價值創造。但這些條件亦要求所有商品都是私有的（所有東西都可以由一個人消費，其他人消費後就無法再消費），而且生產是「次模」的，即一群人或一群資產組合起來所產生的價值，小於他們各自所能單獨產生的價值（整體小於部分之和）。另一方面，若消費至少某部分是社會性的，而生產可能是超模的，那麼貨幣就是一種糟糕的、甚至無望的價值記錄方式，因為對集體選擇持相同觀點的兩個人，所獲得的影響力將對社會決策產生同等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通常使用「投票」這個概念。
更廣泛來說，在實務上，正如社會學家所詳實記錄的，社會影響力確實以這些更豐富的方式，發揮著作用。人們投票；獲得尊敬和權威；在各種情境下建立聲譽：醫生的白袍、運動員的地位、著名學術論文的獎項等。這種種都是影響力的來源，且會得到那些高度推崇者的敬重，讓這些標誌地位的擁有者，能夠取得沒有這些標誌的人所無法取得的成就。
當然，這些系統與商業領域之間並非完全獨立。領導力、高尚品質或技能的聲譽有時可以商業化，例如收費來對名人進行推銷，或是換取接觸名人的機會。然而這些轉換都不是單純或線性的。事實上，如果某個人被認為直接「出售」自己的社會地位，那麼這種「出賣」或「腐敗」，就會迅速摧毀地位。
因此，「銷售」和「轉換」這些最簡單的概念，顯然不能有效的讓貨幣與各種其他的「符號媒介」相互作用。這使得貨幣在量化、透明化和擴展其他系統方面幾乎毫無用處。因此，問題在於：如何通過更多元的價值體系，來克服這個局限。
多元通貨
儘管人們對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感到相當興奮，但從某個重要的意義上來說，任何希望實現普遍性的貨幣，本質上都是高度中心化的：它通過每個人對同一事物賦予價值，來創造信任與合作。正如我們在《身分》一章中提到的，有更多元的方法可以遵循去中心化/多中心化或分散式結構，其方式與我們在這裡的想法大致相同。
在多中心結構中，各種社群將擁有自己的貨幣，而不是單一的通用貨幣。這些貨幣可以在限定的範圍內被使用。比如，住房或學校的福利券、集會中的乘車券、或者大學裡可向不同商販消費餐飲的信用額度。這些貨幣可能會部分互通：例如，同一城市中的兩所大學，可能會允許在它們的餐飲計劃間進行交易互換。但是，若未經社群同意，持有者將貨幣兌換為更廣泛的貨幣，則是違反規定的，甚至說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事實上，正是各式各樣貨幣實驗的激增（其中一些具有類似的意圖），激發了當時《比特幣雜誌》的作者維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將以太坊構想為這類實驗的平臺。然而，安全身分辨識的挑戰限制了社群貨幣實驗，因為它們使得出售帳戶太容易了，從而規避了對禁止轉帳的控制。
這種社群貨幣，在本書的創作中發揮了核心作用。我們用它來衡量貢獻，並允許貢獻者集體決定對文稿修改的優先順序和批准變更文字，具體方式我們將在本書後面討論。然而，我們並沒有使用上一章裡提到的、最精密的那些方法。舉例來說，未來的社群貨幣，可能會被記錄在保存完整脈絡的鏈上，使貨幣持有者甚至無法向社群外的其他人展示自己持有的貨幣數量，從而使他們很難更廣泛的使用這些貨幣。
分散式的方法，甚至比大規模集體的社群貨幣更進一步，完全以人際債務和信任取代貨幣。在這樣的系統裡，人們可以有效地向欠他們人情的人 "討回人情"，而不是接受商品或服務付款。如果你需要某個不欠你人情的人的説明，你可以利用「欠人情」網絡中的六度分隔理論，這在 "身分" 一章中已經討論過。我們可以運算出許多潛在的人情路徑，並通過經典的電腦科學演算法，運用網路中兩點之間的「最大流量」（maxflow），來找出可以獲得的人情總量。雖然這種計量方法對於想買咖啡喝的人來說顯然不切實際，但對於電腦網路來說卻是簡單不過。通過各種社交貨幣（如按讚、朋友、網絡中心地位、引用等）來支持這種更豐富、以社交基礎的價值量化方式似乎越來越可行，可以作為初步的基礎範例，來讓未來的合作變得更為豐富。
當然，這只有在廣泛採用協定的支援下才有可能實現，這些協定可以促進社群分類帳的形成和驗證，擴展到上一章所討論的內容，並且/或者能像 TCP/IP 協定一樣，促進信任和 "債" 的遠距離網路傳輸。這些都是開放原始程式碼和網際網路事務協會（如前面提到的Trust Over IP）以及 Holochain 等新興事業的願望。除了建立基本、高品質數位原生支付系統的重要工作外，正是這種下一代真正網路化、多元化的系統在於商業信任方面的工作，為我們在本書其餘部分討論的多元市場與合作，奠定了基礎。
多元社會裡的商務
特別在跨越漫長距離的社交網絡下，來建立信任、信用和價值，這是我們之前描述的身分系統，以及下一章重點討論的合約和財產系統的核心所在。身分系統主要涉及的，正是某人對第三方提出的信任/信用要求。任何人如果接受其不熟悉的人提出的任意數量的此類聲明，都可能將自己暴露於潛在的毀滅式攻擊中。另一方面，從可信度較低的來源接受一些關於不太重要事情的聲明，則風險不大。因此在身分系統中，由驗證者網絡所建立的信任是量化的，因此取決於信任的量化，以及在網路中背叛這種信任的後果，而這正是我們在這裡描繪的那種系統。同時，這些系統顯然依賴於我們在前幾章中所發展的身份和結社技術，來支撐對社群和人群的定義與資訊結構，他們組成了這裡描述的商業關係網絡。而且，如我們接下來將探討的，上述的種種，對於共同使用、簽訂合約以及事業利用數位時代的關鍵資產：運算、儲存和資料，都是至關重要的。